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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人之祖乾坤巨擎由曹操谈中国的强人现象

发布时间:2021-01-06 11:54:39 阅读: 来源:A级酚醛板厂家

强人之祖 乾坤巨擎——由曹操谈中国的强人现象

以儒家纲常“忠孝节义”为钦定意识形态的古代社会,篡逆为最大首恶,曹操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“,曹丕进而篡汉立国,悖理儒家纲常自然是十恶不赦,故而千年以来曹操多以白脸奸臣示人,但抛开意识形态而论,由曹操而始的这种篡位强人现象却值得探讨。

对于曹魏因儒家伦理作祟,后世多事贬大于褒,但对于曹魏的定论,个人觉得《宋书武帝本纪》序言部分十分得当:

——“汉室载祀四百,比祚隆周,汉末失鹿,四海横溃,而民心系刘氏,黎圆黔首未有迁奉之心。魏武直以兵威才略服众,夷凶剪暴,诛内清外,功格寰宇,故能坐移天历,鼎运虽改,而民未忘汉,及魏室衰孤,司马晋籍宰辅之柄,因曹魏皇族之微,三代世擅重权,用基于王业,是故曹魏务其实而司马晋得其果也”

西晋陈寿作《三国志》以西晋为正统,以春秋笔法作史,对魏蜀吴三家尽量做到客观公允,在对曹魏的评述中也多有贬损和嘲讽,但对曹操却不失溢美之词:“汉末天下大乱,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,强盛莫敌。太祖运筹演谋,鞭挞宇内。揽申商之法术,该韩白之奇策。官方授材,各因其器,矫情任算,不念旧恶。终能总御皇机,克成洪业者,惟其明略最优也。抑可谓非常之人,超世之杰矣”。

自东汉以来的大庄园主经济直接造成了土地兼并,士族有弥望之田,而贫者无立锥之地,东汉形成了庞大的流民直接导致了黄巾之乱,而谁能获得流民支持谁就能成王霸之业,第一个有此清醒认识的人便是曹操,曹操首开屯田之策,不但迅速扩展了军力,且大得民心,这与那些饥则虏掠,饱则弃余的草莽军阀的本质区别,屯田制虽被后世诟病多多,认为其让农民,士兵形同“农奴”但不能否认在汉末大混战之后,屯田制确实安抚了流民,恢复了社会生产,屯田制也成为曹操能迅速壮大的经济基础。而对于挟制汉献帝一事,自然是“乱臣贼子”但也可换一个角度来看,权臣强人之路有进无退,走到此种地步的人不称帝,难道还有第二条路?假设曹丕不愿背一个篡位的骂名而保留献帝,曹丕也可以将献帝及汉庭作为象征设置于洛阳,让献帝及刘姓皇族像战国时期的周天子一样安守百里王畿,而将丞相府等军政实权系统设置于许昌.

如果是这样的话,中国可能会出现一个类似于一千年后日本幕府一样的格局,作为讨夷大将军的德川家康将幕府行政机构设于江户,而将作为虚君的天皇安置于京都,曹氏也可能像德川家族一般长期掌权,可惜这只是空想,凡掌神器者都是将自己置于了众矢之地,一旦到了功高震主的地步也就没有了退路,不想当皇帝都难,否则祸连子孙,霍光和多尔衮便是明证,霍光先后废立三帝却恪守臣道没有僭越称帝,结果死后被汉室夷族,多尔衮死后被顺治挫骨扬灰,也可以想象假如曹操真的大政奉还给汉庭,死后曹氏会是什么结局。而正史记载,献帝逊位后安享荣华直到魏明帝时,享年57岁,得以善终.

对于一个末代罹乱君主而言,已是最好的结局,东汉历经恒灵乱政到董卓进京时事实上已经灭亡,曹操以一己之力保得汉庭延续已是功德,且曹氏历尽杀伐统一北中国,得国堂堂正正,称帝犹如辛勤耕耘后采摘的果实,不存在篡位之说。且曹氏对逊帝仁至义尽,《后汉书》载,曹丕封献帝为山阳公,封国内任用天子依仗,上书不称臣,已是最大恩典,文学作品严重丑化了曹魏,后世比曹丕心狠手辣的权臣比比皆是,刘欲杀晋废帝司马德文,高洋杀北魏废帝,宇文泰残杀西魏皇族,杨坚诛杀北周皇族婴孩不免,军阀朱温屠杀唐朝皇裔,满清不留朱明前朝余脉,即使仁义的赵匡胤也在黄袍加身后鸩杀了19岁的柴氏废帝,与后世相比曹丕简直是圣人。

曹操实际上开启了中国强人政治的先河,由宰辅兵权主掌朝局,加九锡,僭越称王,然后“禅让”称帝几乎是篡位的固定公式,王莽篡汉是借出色的“演技”与兵戈杀伐而夺天下的曹操不可同日而语,曹操树立了一个强人样板,这种强人形式并不是手绾大权,一手遮天,作威作福的权臣奸逆,而是指雄才大略,定鼎天下的乾坤巨擎,前种类型如东汉“跋扈将军”梁冀,虽权势熏天,却遗臭万年,只能算作“权奸”,而曹操类的强人虽争议多多,却是功勋齐天,为后人称颂,后世有如“魏武再生”的如桓温,刘裕,东晋时恒温三次北伐,灭成汉及鲜卑南燕,刘裕三次北伐先后灭慕容氏后燕,羌人南凉及赫连勃勃大夏国,并成功光复长安洛阳,“手提两京换天子”辛弃疾的词“人道是寄奴曾住,遥想当年,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,封狼居胥,赢得仓皇北顾,佛狸祠下一片神鸦鼓,”便是哀叹南宋再无刘裕一类可力挽狂澜的豪杰。后世长孙无忌称赞太宗皇帝也是“神类魏武”,在兵戈乱世,神州陆沉,天地倒悬时期盼的也是此种强人,而非那些恪守君臣伦理的腐儒之辈。

秦汉到隋唐之间,常有强人政治出现甚至于强人篡位创立新朝,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司马炎,萧道成,萧衍,宇文泰,高洋,包括隋文帝杨坚,政权的转移往往只是中央执政者的改变,一般老百姓一睁眼,忽然有了新皇帝,这种由权臣篡位改变改成的朝代,权臣一个个如同“寄居蟹”先蚀空了养分,然后鸠占鹊巢,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,你方唱拜我登场,建立的多是短命王朝,与鼎移革新,万象轮转,顺天承运没半点关系,国祚不会长久,老百姓受到的惊扰倒也不算多,这样的改朝换代往往只在中央换一些新人,换汤不换药。

其中有些人可以感受到老百姓的疾苦和需求,有些人却只因为人在权力中心,恰逢其时,顺手牵羊窃取了政权,并没有改变僵化的中央政权的意愿,而两宋以降,篡窃现象完全绝迹,无论权力核心如何腐败和无效,却没有强人取而代之,此种情况出现有一部分是因为两宋以后,君臣伦理的思想变成了儒家正宗,一般科举出身的士大夫不再感冒天下之大不韪改天换日,只有老百姓实在穷而无告,才会铤而走险,斩木为兵,揭竿而起,造成巨大民变,明末,清末的动乱皆由此起。

清末太平天国声势浩大,湘军以地主士大夫力量崛起于民间,居然一举平定大乱,可曾国藩,左宗棠,李鸿章这些人,明知满清腐败透顶,无可救药,却不敢取而代之,只能明知不可为而为,充当“裱糊匠”。清末民间处处有维新立宪改革的呼声,可高官疆臣们都不敢有胁迫清廷改变的行为,甚至义和团运动时,“庚子国变”的罪魁祸首慈禧太后已经逃到西安,东南张之洞,刘坤一等封疆大吏敢于提出东南互保,却不敢要求慈禧释放光绪,另外组建一个可以进行维新改革的朝廷,可见当意识形态成为钦定正宗时,拘束人心的力量有多么的强大。

试想当年官至五省总督,坐断江南,提调一切军政要务的曾国藩若有曹操一星半点的见识和胆略,提兵北上,与朝内的肃顺,恭亲王等结成同盟,实行“兵谏”抬出“祖制”这个尚方宝剑,料想西太后慈禧不敢造次,必然大政奉还,那时虽是满人朝廷,却不会出现女主垂帘听政的政局,亦能将国家安于磐石之上,老百姓也可少受点罪,而汉人推行洋务,则无半点掣肘,天地为之一变也不无可能,可惜曾李左等人皆囿于君臣伦理小节,而无国家民族大义,百年之后盖棺定论,他们绝对是爱新觉罗的忠臣,却不是推动历史的强人。儒家纲常伦理磨掉了中国人的血气,再无顶天立地的强人,而只有忠顺的奴才臣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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